2月中旬，导演文晏的《想飞的女孩》于柏林电影节完成首映，最近，这部影片终于跟中国观众见面。作为一部女性题材的文艺片，依照过往经验，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上往往难以收获高票房。
不过，因为文导之前推出过《嘉年华》这部佳作，使得大众对《想飞的女孩》多了几分期待。《嘉年华》凭借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细腻的叙事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2017年一上映便引发热议，也让文导声名大噪。有珠玉在前，观众自然好奇新作能否延续往日水准，甚至带来更多惊喜。
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共性，它们都是基于现实题材的女性电影；都有表意多于故事的文艺片属性；从导演到演员都有创作上的承接性……我们甚至能把两部电影看作一个整体，是导演在同类题目上的转变，这里面有创作层面的东西，也有“女性电影”从2017年到2025年的一些新变化。
《嘉年华》的故事源自社会新闻，在旅店打工的小米（文淇 饰），碰巧成为一起性侵害事件的知情人。一位有权势的男性，一位未成年的少女，一起性侵害事件，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
导演文晏的视角更多放在小米身上，这就天然带有“观察者”的立场。在一起性侵害事件中，围绕着知情人、女孩父母、律师等等，一群成年人都处在“被观察者”的地位。导演的意图并不在案件本身，而是用一个案件去制造一个观察的横切面。
说白了，文导不是在拍一起案件，而是在拍一起案件里的成年人群体。构成这个横切面的，是有权势的侵害者，是愤怒而无能的中年父母，是努力又茫然的律师。若干个横切面展示出来后，电影才回到风暴的核心，即被伤害的、无助到绝望的未成年女孩。
《嘉年华》
一起偶发性的案件，由此演变为一场社会性伤害的阳谋。这部高分的女性电影，在制作上的优秀之外，难得的是它舍弃了“猎奇性”的女性困局展示，而试图去描绘系统性的问题——这注定是表意的、模糊的、情绪化的，但也是珍贵的。
五年之后的《想飞的女孩》，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回答。
在《想飞的女孩》里，背景仍然是被伤害的女性。背负原生家庭负债的方笛（文淇 饰）是一个，另一个女孩是田恬（刘浩存 饰），她有吸毒的父亲、未婚先孕后隐身的男友等等，种种遭遇将二人拖入痛苦的深渊，她们的经历共同构成了影片中女性艰难处境的真实写照。
与《嘉年华》类似，文导的重点不在于猎奇式的故事，而在于表意层面的回答，即在“女性困局”下女孩们能做什么。假如说，《嘉年华》是用旁观的视角，去编织一张绞杀的窒息之网，那么到《想飞的女孩》导演的态度则积极许多，女孩们是可以通过愤怒、互助、反抗、去寻找自己的路的。
这种“想飞”的意向，被文导放在无数个细节里。作为武打替身的方笛，似乎难以逃出原生家庭的束缚，但是在奋力飞起的武侠戏份里，有坚毅勇敢的一面。被一步步拖入泥潭的田恬，数次孤立无援，手臂上也会有飞起的乌鸦文身。
飞起的女侠、飞起的乌鸦，乃至飞起的旋转飞马，都在缓慢又坚定地传递着“想飞”和“能飞”的欣赏和鼓励。
这是时隔五年的两部电影里，文导给同一题目的另一种坚定回答。这是从消极到积极、从孤立到互助、从绝望到乐观、从无奈到有办法的转变。这是从“观察者视角”的审视，转向“行动者姿态”的鼓励。
如果说《嘉年华》里的小米和小文，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身份，导演的重点是她们的共性和共鸣，那么到《想飞的女孩》里的方笛和田恬，则是女性同频共振的主动发声。
有些电影是有“时代性”的，即在讲好一个故事之外，契合戏外的时代声音去激发共鸣。这些电影在评价体系里，会有一个额外的视角，即它作为某种时代的声音所自备的稀缺性。
文导在《想飞的女孩》中给出的另一种声音，显然就是此类。
在肯定之外，不得不谈的是创作上的问题。坦率地说，文导讲故事的能力差强人意。“重意象轻叙事”固然是创作侧重的抉择，但《想飞的女孩》在故事上仍然是不合格的，过多的巧合和动力的不足，削弱了故事的可信度。
就好像姑姑、方笛和田恬三个女性的困局，完全是以较低概率的“巧合”来推进的，这就丢掉了与更广泛的“平庸之恶”的共鸣。在田恬的经历中，毒贩的报复行径设置得太过随意。文导刻意增加了罪犯们的喜剧性，从商业和娱乐的角度考量，这或许是试图讨好市场、吸引观众眼球的策略。然而，这种做法大大弱化了施害者行为背后沉重的现实意味。结果就导致，整个情节缺乏合理性，更像是因剧情需要，几个坏人来硬凑。
这并不是挑剔，因为文导想要构建一个“女性困局”，并且试图给出解答。那么这个“困局”在故事层面就必须具备合理性和说服力，这是整个创作的根基所在，如同建房时坚实的地基。
我们当然明白，文导创作的重点并非打造猎奇式的故事，可一旦故事缺乏信服力，即便在表意层面煞费苦心，整个作品也会像根基不稳的建筑，摇摇欲坠。表意多于故事，是一个导演有思考有表达的体现，但却不是故事孱弱将就的理由。
半辈子
责编 陈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