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亚娟 张漫游 上海 北京报道
在政策刺激、消费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汽车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近期公布的上市银行业绩报可看出，部分银行汽车贷款规模或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规模实现大幅增长。
然而，狂飙突进的业务规模下暗流汹涌。《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黑产“假购车、真套现”的诈骗链条蔓延，银行与代理商合作模式下的道德风险频发，为此银行调整业务模式。从罚单来看，一些银行因“汽车贷款业务开展严重不审慎”“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管理不到位”“授信调查未尽职”等原因被罚。
在此背景下，银行如何筑好风控防线？未来有哪些发展方向？
政策红利释放：银行打响“场景争夺战”
基于新能源汽车和二手车的消费支持力度增大，自2024年以来汽车金融高速增长。
在国有银行中，交通银行（601328.SH）年报数据显示称，2024年该行信用卡业务中汽车分期余额较2023年年末增加674.16亿元，增幅240.10%。
在股份制银行中，获益于汽车消费增长的银行更多。2024年年末，平安银行（000001.SZ）汽车金融贷款余额2937.95亿元，全年个人新能源汽车贷款新发放637.68亿元，同比增长73.3%；兴业银行（601166.SH）信用卡业务中，优化资产结构，大力拓展低风险场景类分期业务，探索打造“车—家—企”一体化经营链条，汽车分期交易量同比提升276.65%；浦发银行（600000.SH）零售信贷绿色新能源汽车贷款规模为90.82亿元，较2024年年初净增38.9亿元，新能源汽车贷款余额占汽车贷款余额比重达33%，较2024年年初提升11.2个百分点。
银行业务的增长背后是政策的支持。2024年3月，为加大汽车消费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汽车以旧换新，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汽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出“鼓励金融机构结合新车、二手车、汽车以旧换新等细分场景，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适当减免汽车以旧换新过程中提前结清贷款产生的违约金，更好支持合理汽车消费需求”，“自用传统动力汽车、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商用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0%，商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0%”。
面对机遇银行开始探索发展路径。从平安银行的实践看，2024年该行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和二手车的消费支持力度，通过升级汽车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满足客户的一站式汽车金融需求。一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贷款业务，不断深化头部新能源品牌合作，优化线上贷款流程，持续提升客户购车效率及服务体验；二是推动二手车贷款业务稳健发展，加强经销商动态化管理和监控，优化产品策略与业务流程，逐步提升二手车贷款优质客群占比；三是优化线上平台运营能力，围绕车主客群的购车、换车、用车等需求，丰富平安口袋银行App车主生活频道，提供多样化的车金融、车生活服务，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
联合资信指出，目前市场上从事汽车金融业务的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等。商业银行依托于其较低的资金成本以及广泛的渠道网点布局，是汽车金融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汽车金融公司能够得到集团在客源、贴息、资金和风控系统等方面的支持，与商业银行相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高效的审批流程和灵活的产品类型。
风险暗礁浮现：合作模式隐患倒逼风控升级
不过，汽车金融规模增大的同时，诸多风险问题也接踵而至。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银行通过与代理商（SP）、融资担保公司合作开展汽车金融业务，主要采用“车辆抵押+机构担保+平台保证金质押”的增信模式。然而，随着车贷业务资产质量承压，这种业务模式的风险正逐步显现。
某城商行个人金融部人士向记者列举到，通过中间商开展汽车金融业务可能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渠道成本高企、数据控制权缺失、合规与操作风险、客户体验割裂等。
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沃达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翔告诉记者，银行通过中间商开展汽车金融业务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产品难以销售、中间环节费用高以及通过4S店销售成本高昂。“在实际展业中，符合银行风险管理条件的车主客户有限，而银行为了完成年度贷款发放任务，不得不放宽标准，将贷款发放给风险程度较高的客户以求完成指标。”
信用卡行业专家葛亮指出，汽车金融业务中，银行作为资金方与汽车中间商合作处于弱势低位，可能导致数据未穿透到实际消费者，甚至存在风险责任转移给下一级代理商或经销商等；中间商合作中常出现违规操作，如虚假宣传贷款产品、捆绑销售融资租赁服务、隐瞒服务费用等，引发消费者投诉和监管处罚。
那么，银行为何与第三方合作？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供应链研究中心主任田江涛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银行因为风控、营销和业务渠道的限制，往往选择与中间商合作开展汽车金融业务，但实际上银行通过中间商开展汽车金融业务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银行将自身风险审核、合同签约的核心职能外包，导致银行内控规则虚化；汽车金融业务审贷不分，导致银行委托的汽车经销商出现“虚构汽车买卖骗取资金”的情况；部分中间商利用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不了解而额外收取费用，隐藏利率甚至直接开展“套路贷”违法业务。
汽车金融反欺诈专家张晓雷指出，银行在开展汽车金融之前，主要业务是一些流程相对简单的零售或对公业务，例如房贷、经营贷款等；当开始发展汽车金融时，行内在获客、风控、资产管理等业务节点上没有专业的人力支撑，导致业务开展效率低，客户体验感缺失。
“一些银行选择了对接大资产方，做起了资金批发业务。银行在这个业务中的话语权较弱，资产平台要求自己制定业务规则，要求低费率，高过件率，高审批时效；就算银行做了直营或半直营业务，也同样面临渠道不断试探底线的问题，无法穿透实际还款情况。”张晓雷说。
今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发文指出，相关金融机构应当优化与汽车经销商合作模式，合理确定佣金比率，要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以自身经营成本、经销商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及质效为依据，做到成本可算，商业可持续。鼓励积极发展直客式汽车金融业务，积极将信贷资源集中在新能源车、以旧换新消费等重点领域，促进汽车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
针对目前银行以合作模式开展汽车金融面临的渠道与数据方面的问题，上述城商行个人金融部人士建议，要重构渠道合作模式，比如采用“直营+联营”并行，对头部车企设立专属团队直营，区域中小经销商通过API接口实现系统直连，减少中间层级；在数据主权争夺方面，上述城商行个人金融部人士建议，银行强制性数据回流条款，在合作协议中要求实时回传客户进件、GPS轨迹、还款行为等全流程数据。“同时，银行应积极自建生态闭环，头部银行通过收购或合资设立汽车金融子公司，直接触达C端客户；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整合选车、贷款、保险、售后，沉淀用户行为数据。”
在葛亮看来，银行需要自建互联网生态，整合车、贷、客户全流程服务与积累数据；与主机厂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数据互通共享；利用AI等新技术应用，实现精准反欺诈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