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John Ross) 】
4月2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对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全面加征关税。他此举旨在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来缩小中国相对于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先优势。
但由于下文所分析的原因，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对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缺乏准确的认识。因此，下文将首先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何无法达成目标，其次将论述特朗普实际上能够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唯一途径，以及任何试图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和美国内政后果。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特朗普的真实策略是打败美国人民，加大对他们的剥削，并利用这一胜利来攻击中国。由此可见，挫败特朗普当前针对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攻势，恰恰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本系列上一篇文章《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里，就特朗普第二任期试图通过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来缩小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先优势，进行了分析——我的另一篇文章《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也就此进行过分析。
上一篇文章的实证数据表明，在实践中，美国提高其潜在中长期经济增速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严格说来，是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指，一年新增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简称GFCF）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经济事实表明，虽然从纯粹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其他方法似乎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文末的附录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但是，正如下文所示，这一经济事实与特朗普面临的美国内政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一、特朗普试图提高美国经济增速，能达到目标吗？
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与美国内政/地缘政治之间息息相关的原因是，如果不拓宽融资渠道，那么就无法提高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1】用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必然需要增加“资本形成总额”或“储蓄总额”——有必要指出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储蓄不仅仅包括居民储蓄，还包括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后者通常为负数）。
以美国为例，居民储蓄只占总储蓄的一小部分——仅占国民总收入的3.7%，而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17.7%。到目前为止，美国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最大来源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计算净储蓄的时候，要将美国企业储蓄本金的消耗考虑在内）。那么问题来了，扩大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进而提高GDP增长所需的资本/储蓄从何而来？
就本文目的而言，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没有必要讨论是储蓄创造投资，还是投资创造储蓄（如凯恩斯主义框架），或者一些其他决定两者因素。只需注意，投资增加必然需要等额的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也就是说，特朗普只有在增加美国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情况下才能提高投资水平。
为研究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态势，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来源不仅有国内，也有国外。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资金：
（1）美国国内资本/储蓄；
（2）其他国家创造的储蓄/资本。
这一事实决定了美国政策选择的地缘政治影响。因此，必须从它们相对的数量重要性方面对这两个来源进行分析，还要分析针对它们所做政策选择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分析这些事实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特朗普的政策。
1.1 美国投资资金的两大来源
从投资的最大来源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开始。在美国和每个主要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储蓄/资本形成总额都来自本国，因此将首先就此进行分析。
图1呈现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比较。趋势显而易见。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总体上相对较高，仅略有下降——从1950年的13.5%降至1965年的13.1%。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开始了长达60年的大幅下降。
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第三季度，储蓄净额/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国民总收入比重仅为0.2%，接近于零。也就是说，按净值计算，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资本几乎没有增加——几乎所有的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都只是取代了固定资本消耗（折旧）。1965-2024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12.9%，从13.1%大幅降至0.2%。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主要依赖于国内资源融资的美国储蓄净额/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几乎没有增长。鉴于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美国经济增速也同样降至近乎为零。
图1
1.2 美国的国际融资
但是，为了理解特朗普的应对之道，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投资不仅可以在国内融资，还可以利用其他国家资本。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就有必要了解经济学中的一个简单但又不能忽视的关系。那就是，根据定义，一国资本流入/流出必然对应该国经常账户差额，两者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际收支逆差对应一国资本净流入，国际收支顺差对应一国资本净流出。【2】
鉴于此，图2呈现的是二战后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比较。可以看出，直到1981年，除少数例外情况外，美国国际收支每年都处于顺差状态。也就是说，一直到1981，美国一直是资本净输出国。相比之下，1981年后，美国几乎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即外来投资成为美国国内投资的主流。
以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相同阶段比较为例，1965-2024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0.7%变为-3.8%。也就是说，美国从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国民总收入的0.7%），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国民总收入的3.8%），里外相加占国民总收入的4.5%。因此，利用外资，使得美国经济得以避免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太低而带来的后果——这足以让美国保持略高于2%的年均增速，而不至于陷入停滞。因此，外资的流入意味着，美国国内投资可以高于其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
图2
1.3 利用外资无法弥补美国国内资本的下降
但是，就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可能性而言，将美国国内储蓄/资本形成总额下降的数据与资本流入的数据进行比较就会明白，利用海外资本仍不足以完全弥补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的下降，也不足以大大缩小美国在经济增速方面与中国的差距。
确切地说，1965-2024年，美国国内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12.9%，但同期国民总收入的4.5%从资本流出到资本流入，仅足以抵消这一下降的约三分之一。由于从外国输入的资本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下降，因此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有所下降。如图3所示，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从二战后的峰值——1966年第一季度的11.3%降至2024年第四季度的4.9%。
图3
鉴于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其必然结果是美国GDP增速逐渐放缓，从1969年的4.4%降至2024年的2.1%（见图4）。正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一现象，成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面临的最根本问题。
2006年，美国资本流入占国民总收入达到峰值，为5.8。美国因此而严重依赖海外资本，其他国家也因此向美国提供资本，但并没有并美国的国内发展，这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反过来，这场危机的剧烈冲击导致美国陷入衰退，迫使美国减少了对外国资本的利用——到2013年，美国资本流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降至2.0%。此后，美国资本流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这一水平，直到2017年降至国民总收入的1.9%，然后再次开始急剧上升——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已达到3.8%。
因此，过去七年，美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利用其他国家创造的资本，但这一规模不足以弥补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下降。
图4
1.4 美国制造业回流尝试失败
但是，美国现在长期依赖外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宏观经济和政治上的不良后果。由于外资流入对应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且两者呈反向关系，因此外资净流入必然意味着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反过来，到目前为止，国际收支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有形贸易。因此，如果美国大规模利用外资，那么它必然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国大量进口国外的产品，这必然会给本国工业和制造业生产带来下行压力。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制造业生产回流的尝试彻底失败。如图5所示，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现在明显低于17年前的水平——2025年1月的水平比2007年12月的峰值低8.7%。
图5
美国制造业产出下降的政治后果也很明显。它推动了美国“铁锈地带”的扩大，即美国整个传统制造业地区的工作岗位被永久性地淘汰。如图6所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26%，即下降逾四分之一。
特朗普引入保护性贸易关税，一是为了扭转美国制造业回流这种彻底失败的局面，二是因为他周围的势力认为这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三是为了在政治上吸引美国工人阶级，尽管他的这种做法给美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毁灭性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特朗普扭转这一局面（借助他的关税政策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从而推动美国政治重回稳定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有多大？
图6
1.5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事与愿违
上述关系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利用关税战重振美国经济的企图，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且缺乏连贯性，而且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并给美国国内带来政治副作用。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的一些直接宏观经济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比如，关税将使美国国内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商能够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价格，这同样也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水平。
但是，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并不广为人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决定有必要通过加息来应对通货膨胀，这将给短期利率带来上行压力。如果美国国债的购买者认为他们需要更高的名义利率来补偿更高的通胀，这也会给长期利率带来上行压力。这种加息往往会减缓美国经济增速——当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减轻通胀压力。
也就是说，短期通胀的负面效应可能会通过经济增长放缓抵消。但增长放缓本身显然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通货膨胀、增长放缓和利率上升的叠加效应最终将由整体经济形势决定，但这些只是不同负面影响的叠加效应而已。
更为根本的矛盾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对上述决定美国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产生影响。特朗普的意图是利用关税来削减美国贸易赤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中占比大大的是贸易逆差——在有完整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2023年，商品和服务贸易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为87%。因此，如果在削减美国贸易逆差方面取得任何重大成功，将会使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大幅减少。
但是，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对应资本流入，削减国际收支逆差将减少美国资本流入。因此，除非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等额或更大程度增加，否则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将削减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融资资金。而且，由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美国经济增长也将放缓。
总之，关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1）特朗普的目标是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因为贸易是美国国际收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削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但是，这意味着削减美国资本流入。除非美国国内发生其他抵消事项，否则削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将削减可用于投资美国的资本，进而减缓其经济增速。随着美国加征关税和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进行报复，这也将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
2）但是，如果美国利用国外资本为其投资融资的情况没有减少，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能够维持其投资水平。但其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减少，鉴于贸易是国际收支逆差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特朗普无法达到目标，那就是不可能削减美国贸易逆差。
1.6 外国资本流入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储蓄下降
上述关于美国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的两种情况，哪一种会发生或者美国经济过度依赖外来资本的状况是否会基本保持现状，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其对美国内政方面的影响来看，都存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从实际可想象的角度来看，仅仅依靠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以及相应的美国国际收支变化，是否足以推动美国经济实现重大复苏并加速增长？答案是否定的，而这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就有必要指出，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3.8%。2006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达到美国有史以来的峰值，为5.8%，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的累积效应。5.8%的占比如此之高，以至于破坏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是2007年开始发酵并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
即使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能够从目前的水平再次扩大到这一峰值水平（考虑到上次达到这种逆差时所产生的危机，这种可能性极小），美国资本流入占比也只会增长2%。也就是说，美国利用资本流入的比重将从占国民总收入的3.8%升至5.8%。要实现这一点，必然需要扩大美国贸易逆差，而这将给美国制造业生产和就业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这与特朗普设定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但是，就这种情况的实际结果而言，正如《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中显示的相关性表明，美国需要投资GDP的3.5%才能实现1%的GDP增长（见该文图9）。因此，如果外国资本流入占比达到2%，那么仅会使美国GDP增长0.67%。
这会有所帮助，但远不足以缩小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增长率差距——按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为2.17%，所以增长0.67%也仅会升至2.84%，这仍然远远落后于2024年中国GDP增速——5.0%。
因此，纯粹从数量上看，美国资本投资水平要提高到足以缩小美中增长率差距的程度，不能依靠利用外国资本，而必须主要依靠来自国内的资本形成总额/储蓄。
那么，关键的事实问题是，美国这样的资源从何而来？正如下文所示，这决定了它们对美国内政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
二、特朗普提高经济增长有哪些办法？
要了解这些经济过程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就有必要指出，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和消费加起来必然占国内经济100%。因此，提高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GDP比重必然降低美国消费占GDP比重。关键的问题是，在研究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影响时，应该减少哪些形式的消费？
为分析这一点，有必要指出，在技术经济学术语中，消费的含义比日常语言中的“消费”更广泛——后者侧重于居民消费，如食品、住房、娱乐等。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消费只是任何被消耗掉的产品或服务，而非生产投入。举一个相关的例子，军事支出是一种消费形式，因为军事支出和装备并非生产投入。
如果提高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GDP比重，必然要相应降低消费占比，那么不同形式的消费之间的差异显然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如果降低食品、住房、娱乐、旅行、度假等支出占GDP比重，那么这意味着维持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也会降低。但是，如果降低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即便消费占比总体下降，并不意味着民众生活水平会下降。
2.1 特朗普提高美国经济增长有两个妙招
一旦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剖析，就能理解特朗普所面临的国内经济选择。有一些改革会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但不会降低用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一旦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美国有一些政策能够用于增加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资源，但不会涉及降低构成美国生活水平基础的那部分消费占比。特别是就美国经济的各个重要领域而言，这些政策包括：
第一，军费支出。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美国军费支出占GDP的3.7%，但实际数据要高得多，因为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没有归类为军费支出（例如，军事养老金被记录为非军费支出，而实际上它们是军费支出的一部分）。2022年的一项详细研究发现，虽然美国官方预算显示2022年美国军费支出为7660亿美元，但实际上这一数字为15370亿美元。即使是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占GDP的3.7%,），也远高于北约设定的军费支出目标（占GDP的2%）。
将美国军费支出从占GDP的3.7%降至北约的目标（占GDP的2.0%），将释放GDP的1.7%用于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不会降低。上文所述的相关性表明，美国需要投资GDP的3.5%才能实现1%的GDP增长。因此，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增长1.7%，预计将使美国GDP年均增长近0.5个百分点。
第二个重要领域是美国效率极低的私立医疗体系。
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远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关于预期寿命和医疗支出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2021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为17.4%，而德国为12.9%，英国为12.4%，法国为12.3%。但是，美国预期寿命为76.3岁，法国为82.3岁，德国为80.8岁，英国为80.7岁——美国预期寿命比法国短6.0岁，比德国短4.5岁，比英国短4.4岁。也就是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预期寿命却要低得多。这说明，美国医疗体系效率极低！
例如，如果美国能够达到德国那样的效率水平，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要用公立医疗服务取代美国的私立医疗服务，那样将会释放出相当于GDP的4.5%的资金，这些资金可用于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同时不会降低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如上文所述，美国需要投资GDP的3.5%才能实现1%的GDP增长，这意味着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提高4.5%，预计将使美国年度GDP增长1.3%。
如果美国既将军费支出削减至北约设定的水平，又替换掉效率低下的医疗体系，并将其（这两项举措合计占美国GDP的6.2%）转用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那么预计美国GDP将大约增长1.8%。再加上按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2.2%的美国GDP年均增速，预计美国GDP年均增速将增至4.0%——这会使美国增速非常接近中国的5.0%。
因此，可以看出，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在不降低事关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的情况下，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美国当然可以通过改革大幅提高其GDP增速，而不会降低构成美国生活水平基础的消费占比。此外，由于居民消费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预计美国生活水平将因这些政策而大幅提高。
2.2为什么特朗普不会实施这样的改革？
尽管美国的此类改革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完全可行的，但遗憾的是，它们不会发生，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会，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些改革需要在整体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
1）削减军费支出将需要一个不那么激进的外交政策和更少的战争支出。
2) 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私立而非公立医疗体系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要对美国医疗服务进行改革，使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医疗体系一样高效，几乎肯定会要求转向公立医疗体系——这意味着要解决美国强大的私立医疗企业的既得利益问题。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会试图推行此类改革，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相反。
2.2.1特朗普不可能削减军费支出
源于美国经济现状的最直接地缘政治与政治后果，集中体现于军费开支领域。而特朗普宣称的目标是通过下文所述的方式维持并可能提升美国的军事霸权。在这一框架内，美国军费支出的绝对水平纯粹是一个战术问题，前提是美国的军事霸权得以维持或增强。因此，特朗普原则上可以考虑削减美国军费支出，因为如上文所分析的，这将有助于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但前提是这些削减不会危及美国所享有的军事优势。这解释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诸多举措。
首先是关于乌克兰战争和欧洲的问题。最直接的是，美国意识到北约在乌克兰战争中正在失利，正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借此也希望分化中俄关系。但这一战略框架在于，美国希望西欧国家增加军费支出，这样美国就有可能减少其在欧洲的军事投入，并重新部署更多军事资源来对付中国。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就美国对乌新政策发表重要讲话时所说：“美国优先在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争威慑，认识到资源稀缺的现实，并进行资源权衡，以确保威慑不会失败……当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威胁上时，欧洲盟友必须在前线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种分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比较优势。”
赫格塞思关于“威慑战争”的言论虚伪至极——这实际上是美国针对中国借机扩充军备。但他的言论表明，美国不希望削弱北约在欧洲的力量，而只是希望欧洲承担更大的军事负担，以便美国能够重新部署更多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美国在一战、二战、抗美援朝战争、越战、911之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军费开支，以2024年美元计算
其次，特朗普含糊地提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削减50%军费，乍一看这似乎是“热爱和平”的表现，但分析其实际影响就会发现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和苏联的军力大致相当时，对等比例削减双方军费是合适的——例如，这实际上体现在《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中导条约》之中。但如今，美国的军费支出远远超过中国或俄罗斯。因此，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军费支出按相同比例削减，只会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
事实上，按相同比例削减军费很可能会显著增强美国的军事优势，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批准了极其昂贵的新项目，比如为美国建造“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从军事角度来讲，这实际上是在试图建立美国的“先发制人” 核打击能力， 即能一次性消灭对手核力量，从而有效地防止对方实施致命的报复性打击的能力。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类似一步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中导条约》和《反导条约》。
由于击败这种“铁穹”的最简单方法是增加用于攻击它的导弹/核弹头的数量，所以如果俄罗斯和中国削减核武器/导弹数量，美国将对“铁穹”获得成功更有信心，从而增加美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诱惑。
因此，即便从理论上来说（更不用说考虑更实际的问题了），美国提出的唯一公平的军备削减方案应该是让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费支出大致处于同等水平。但这恰恰是特朗普未曾提出的。相反，他只是在利用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也就是总体上希望将军事支出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愿望，来掩盖其旨在巩固甚至增强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提议。
当然，决定中国军费支出水平的只能是中国自己，它会掌握足够信息来做出准确决策，而非其他人。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外界能够了解特朗普提议的意图。
由于特朗普只会以维持或增强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方式来削减军费，而其他国家也不太可能同意以维持或增强美国军事霸权的方式来相互削减军费，因此实际上特朗普不会削减美国军费。
2.2.2美国在医疗支出上的预算冲突
谈到美国的医疗体系，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花了大量时间试图推翻“奥巴马医改”中有限的改革措施（但未成功）。因此，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朗普会在第二个任期内推行任何重大的医疗改革。
但是，特朗普目前正在国会推进的经济政策将引发一场围绕美国医疗支出水平的斗争。正如《华盛顿邮报》在分析美国众议院首次就此进行投票时指出：
“217票对215票的投票结果拉开了一场激烈争斗的序幕……争斗的焦点是削减哪些联邦项目，以部分为大幅减税计划提供资金，而该减税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将是美国富人……”
“决议要求削减2万亿美元支出……但没有具体说明应该削减哪些项目，尽管共和党高层已经将医疗补助和针对美国贫困人口的粮食援助计划作为目标。它还指示增加约3000亿美元用于边境执法和国防项目……”
“那些处于摇摆选区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赞成一项可能导致大幅削减医疗补助计划和食品券的方案。该决议指示负责监督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的能源和商务委员会找到至少8800亿美元的削减方案。虽然一些共和党人否认他们会削减针对穷人的方案，但他们呼吁筹集的收入数额几乎肯定需要对其中至少一个计划进行一些削减……”
“民主党人认为，无论众议院共和党人最终提出何种立法方案，其中可能包含的削减医疗补助计划的内容都将成为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攻击点，这类似于共和党2018年以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为由开展竞选活动时的做法 。”
“（削减的钱）必须来自医疗补助计划，必须来自《平价医疗法案》的保费，’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预算委员会资深成员布伦丹·博伊尔表示，‘因为这是你唯一能找到8800亿美元的地方。’”
2.3 降低居民和社会保障消费成为最后选择
但是，如果特朗普将削减军费支出和改革美国医疗体系排除在外，那么提高美国投资占GDP比重和降低消费水平，实际上就只能通过降低美国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保障的消费占比来实现。
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这将冲击美国的生活水平，而这种冲击会像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实际工资下降削弱其支持率一样，削弱特朗普的政治支持率。和拜登一样，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也因其民众支持率低而结束，这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带来的后果。就特朗普的案例而言，这一情况最终因乔治·弗洛伊德遭种族主义谋杀后引发的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而激化。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大量黑人和其它社会阶层民众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投票反对特朗普。
因此，由于特朗普实际上拒绝削减美国用于军事或效率极低的医疗体系的支出占比，并且考虑到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特朗普若想设法胆高美国经济增速，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用于维持美国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这一现实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与其政治及地缘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特朗普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
这些进程对美国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何影响？关税的地缘政治效应众所周知，因此此处无需赘述——它们只会增加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冲突。
特朗普政策对美国内政产生的影响与地缘政治关系之间最为直接且最为重要的相互关联在于，抵制特朗普试图降低美国生活水平的行动越成功，特朗普增加军费支出的空间就越小。这与二战后美国历次战争及扩充军备过程如出一辙——如图7所示，美国在扩充军备期间增加军费支出占GDP比重，而后由于战争失败以及国内民众反对，又被迫削减军费支出。
1）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对美军取得军事胜利，加之扩充军备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得出战争必须结束的结论。这一战略失败之后，美国军费支出占GDP比重随之下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
2）后来，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再次提高军事支出占GDP比重。但越南军民在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下进行顽强抵抗，加之战争带来的经济成本，彻底摧毁了约翰逊的声望，使美国国内陷入政治动荡，并使尼克松得出结论，要稳定局势，就必须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并结束这场战争 。
3）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起初这一行动颇受欢迎，但后来却变得极不得人心。如上文所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对国外资本的依赖达到顶峰，使得美国被迫削减军费支出占GDP比重。
4）如图7所示，美国军费支出占GDP比重目前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但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增加军费支出，用于推行诸如“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之类的政策以对付中国。抵制降低美国生活水平的行动越成功，特朗普增加军费支出的空间就越小。
而且，美国民众对特朗普降低美国生活水平的行动进行抵制，客观上符合中国以及所有受到美国威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也就是说，美国内政局势和地缘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图7
结语
总结来说，正如之前文章《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中所指出的，试图评估特朗普的主观意图并非首要关注点。如果不能准确分析美国经济真相，即轻信特朗普和美国媒体的宣传，那么将不仅具有误导性，还会造成破坏性影响。根据对美国经济真相及影响美国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得出如下明确的结论。
1）通过短期消费刺激措施等手段不可能显著提高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速。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只有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才有可能提高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速。
2）美国目前的固定投资水平使其陷入缓慢增长态势（年均增速仅略高于2%），远低于中国的5.0%。
3）虽然美国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使其增速降至美国水平，但它没有办法强迫中国这样做。也就是说，它不能“谋杀”中国（就像它早些时候对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做的那样）。美国只能寄希望于说服中国主动减缓经济增速，进行经济“自杀”。具体做法是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从而大幅降低投资水平。拙文《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对此有详细分析。
4）如果美国不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速，那么美国缩小与中国增长率差距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本国经济增速。但是，这需要提高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因此，美国必须为此找到融资来源。
5）美国利用国外资本为自己的投资融资是对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有益补充，但就提高美国经济增速而言，这远远不足以替代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
6）4月2日特朗普宣布的关税政策缺乏连贯性，无法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但是，他的关税政策将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此，正如中国外交部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支持，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明确替代方案，对其他国家来说更具经济效益，因此也更具吸引力。为应对这一局面，美国无疑会越来越多地对其他国家采取勒索、制裁等手段，试图迫使他们减少与中国之间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吸引力和美国的政治压力之间的碰撞，将成为国际形势最核心的特征之一。
7）只有大幅降低美国消费占GDP比重，提高投资占GDP比重，才能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美国内政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将受到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形式的深刻影响。
8）美国有些改革举措能够在不降低用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的情况下，将大量资源从消费领域转移到投资领域。就规模而言，最重要的是减少军费支出占GDP比重和/或对效率极低的美国医疗体系进行合理化改革。但特朗普不会推行这两项改革，因为削减军费支出需要美国采取不那么激进的外交政策；而在医疗方面，则需要解决美国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特朗普并未表现出愿意直面这些问题的迹象。
9）由于特朗普不会削减军费支出，也不会解决美国医疗体系的低效问题，因此为了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他别无选择，只能试图降低用于维持美国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也就是说，特朗普将降低美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品质，从而引发民众对此举的政治抵制。
10）因此，这些问题决定了美国政治斗争的客观性质。当然，在当前时期，这并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而是重大改革和美国军事侵略手段最大化之间的斗争。美国国内局势的这种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11）维持美国目前的低增长态势，将加剧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
12）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对美国民众生活水平发起攻击，以维持美国高昂的军费支出。如果特朗普成功地降低了用于维持美国生活水平的消费占比，这将加大他增加美国军费支出的难度。相反，若美国民众生活品质得到保障，就会增加削减美国军费支出的压力。因此，那些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乐见美国民众成功抵制特朗普发起的对其生活水平的攻击。
13）从短期来看，美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以高于其长期增速的速度增长，但根据经济周期的正常运行规律，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放缓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影响，包括特朗普的关税和其他经济政策，因为实证数据显示，没有任何单一GDP构成要素对美国GDP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14）因此，如果中国顺利实现了“GDP预计增长5%左右”的经济目标，那么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增长领先优势可能会有所扩大。
15）从中长期来看，美国无法提高其经济增速，缩小与中国的增长率差距，除非它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而这将由美国政治局势决定。因此，这是美国经济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变量。
以上结论源于对美国经济现实状况及其与政治、地缘政治相互关联的深入分析。它们表明：特朗普政府于4月2日宣布的关税政策，根本无力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其核心战略目标实则是通过使美国民众承受严重挫败，从而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攻势。
附录：
从技术层面解释为什么除了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成功提高美国潜在经济增速。
纯粹从理论上来说，单纯用代数形式表达，除了增加资本投资外，似乎还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大幅提高美国GDP增速。这是因为GDP增长公式通过增长核算法表示：
GDP growth = CK+ CL + CTFP
其中，CK=资本（资本服务）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CL=劳动力投入（劳动工时增加加上劳动力质量改善）对GDP增长的贡献，CTFP=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但一旦代入实际数据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增加资本投入才能确保美国GDP大幅增长。这是因为：
1）资本投入是美国GDP增长的最大来源，其贡献率为58%，其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为0.95。也就是说，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并且具有极高的确定性。
2）劳动力投入是美国GDP增长的第二大来源（其贡献率为33%），其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仅为0.51。这意味着，劳动力投入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仅处于中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对对GDP增长的远低于资本投入。
3）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63%，处于中等水平，但其贡献率微乎其微（仅为9%）。也即是说，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不大，即便它有所提高，也只会拉动美国GDP小幅增长。
因此，在实践中，只有增加资本投入才既具有高度确定性，并会对美国GDP增长做出重大贡献。
《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数据。
有些读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如此之小。这是因为不幸的是，部分中国媒体的认知没有与时俱进地跟上纠正了索洛最初的增长核算公式一处错误的现代增长核算法。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请见拙文《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法要与时俱进》。
注释
【1】应当指出的是，从国民账户的角度看，需要通过储蓄/资本形成总额来融资的投资既包括固定投资，也包括库存变动。但是，库存变动占比太小，无法抵消占GDP比重极大的固定投资——1965年库存变动占美国GDP比重为1.2%，2024年则为0.2%。
【2】根据定义，国际收支必须要平衡。因此，公式如下：
经常账户（CA）+资本和金融账户（KA）=0
因此
CA = −KA
因此，经常账户逆差（-CA）对应资本/金融账户盈余（+KA），这意味着资本净流入。同样，经常账户顺差对应资本净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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